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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历了贵州解放丨邵希达:我打了“两次淮海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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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希达,今年93岁,老家河南,是贵州省军区第二干休所的一名老干部。作为第二野战军五兵团16军46师137团的一名军医,他先后参加过平津战役、淮海战役、鲁西南战役、渡江战役、挺进大别山、进军大西南等多项重大军事行动。



  作为一名军医,哪里有战斗,哪里有伤员,哪里就会出现邵希达的身影。1946年至1951年间,他荣立师大功两次、团二等功五次、三等功一次并受到多次嘉奖。在贵州这片土地上,邵希达同样抛洒了自己的青春热血。


邵希达年轻时的照片


  时隔70年,如今,已经耄耋之年的邵希达回忆起解放贵州的经历,依然觉得惊心动魄,“与土匪斗智斗勇仿佛就在昨日。”


  “当时蒋介石想割据西南再进行反攻,但成都战役结束后,我们人民解放军基本消灭了国民党军队,老蒋一看没戏唱了,就坐飞机逃往台湾,再也没回过大陆。”本以为自此天下太平的邵希达没想到,还有一场更为艰苦卓绝的战争在等着他和他的战友们。


  回贵州,“打第二次淮海战役”


  国民党在逃离大陆前,网罗各方势力,整个西南地区包括地主、军阀、政客、匪徒和帮会头目约八十万人,经训练后,潜伏各地,形成了大批土匪,打算与人民解放军进行长期的游击战。


剿匪部队对土匪固守据点发起猛烈攻击


  当时整个西南一带匪患成灾,猖獗狡猾的土匪极大地威胁到刚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政权和广大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根据毛主席和第二野战军刘、邓首长指示,五兵团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苏振华率领所属十六、十七、十八三个军挺进贵州,拉开了解放贵州的序幕。


  “当时淮海战役时期国民党军队就是80万,后来大西南的土匪也有80万,所以当时的口号就是要‘打第二次淮海战役’。”


  但打这“第二次淮海战役”的难度却远超邵希达的想象。


  贵州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地势复杂。土匪大多盘踞在山区,占据有利地势。


  敌在暗,我在明,让这场战争变得困难重重。


  毛廷彦,这个土匪的名字在邵希达心里记了一辈子。因为他的猖狂,也因为他的狡猾。


  原本为国民党89军328师工兵营营长的毛廷彦,起义叛变后,当上了匪392部队总指挥兼黔东北游击总司令,到处烧杀掳掠,残害人民,无恶不作,但此人非常熟悉当地地形,解放军几次围捕都被他逃脱。


贵州军区指战员向群众宣传剿匪政策


  无法无天的毛廷彦不再满足于“小打小闹”,慢慢的他把目标放在了当时五兵团司令员杨勇身上。


  “土匪猖狂到什么地步?敢打司令员的车。”


  1950年,五兵团司令员杨勇从重庆开会回贵州的路上,遭到毛廷彦匪部的袭击,双方激战数小时,解放军才将土匪击退。数小时的激战,司令员的桥车被土匪打成了筛子,但司令员杨勇却安然无恙。


  原来,当时解放军的情报人员听说土匪正在策划袭击杨司令,马上向上级汇报,五兵团参谋长了解到情况后,出了一个主意,让杨司令不要乘坐轿车,和士兵一起坐大卡车,这样才确保了司令员杨勇的安全。


  “土匪的目标就是杨司令的车,但土匪做梦也没想到,轿车是个空车,杨司令人在后面的卡车里,这就叫斗智了,如果不是这样,杨司令可能也会牺牲。”


  土匪真敢打司令员的车!这件事在当时像重磅炸弹一样在军营里炸开了锅。为打压土匪的嚣张气焰,贵州军区下达命令,命令137团组织一个加强营,专打土匪毛廷彦!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当时邵希达担任卫生队长,负责医疗救护工作,带着两个医生,一个担架排,一个卫生班,跟在大部队后边,一起参加了这次作战行动。


  “我们几千个人,每天分三股,四股去追他,一直捉了一年零三个月才在印江把他抓到。”邵希达说道。


苗族妇女向剿匪部队报告匪情


  几千名解放军捉一个土匪,捉了一年零三个月?


  据邵老回忆,毛廷彦特别狡猾,行踪飘忽不定,石阡、印江、江口、湄潭都是他的活动地点,连他身边的人都不知道他在哪儿。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土匪头子,连晚上睡觉的时候都要在手指上绑两根香才睡的着。


  原来,为了逃避解放军的追捕,毛廷彦从不肯在一个地方多待,睡觉的时候,就在两个手指头上夹着两根香,点着了才能睡,两根香最多烧二十分钟,等香一点点烧到手了,他感觉到疼,马上起来换个地方再睡。“等我们最后捉到他的时候,他两个手指头都烧烂了。”


  看贵州,“天崭变通途”


  邵希达至今仍然清楚记得,当年进入贵州时,所见确实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在湘西地区天气晴朗,刚进贵州就阴雨绵绵,一直到贵定仍然在下雨。山多路陡,即便是在贵阳城,也没有多少好走的街道,老百姓住的大多都是低矮的茅草屋,穿的都是蓑衣,大冬天没裤子穿,就用布带缠着小腿。


  当时贵州的交通落后到什么程度?“汽车靠抬进来!”


  “当时杨勇司令到重庆开会,二野三兵团司令员陈希连将一辆小轿车送给我们使用,但是因为没有公路,车根本开不进来,最后是靠人力一步一步把车抬进贵阳。”


  “就是因为交通闭塞,所以贵州才穷,老百姓才穷,自己生产的东西运不出去,外面的物资运不进来,那时候整个贵州省交通特别落后,驴车,马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很多村里的小娃娃都6、7 岁了,还没出过自己的村。”


  而贵州的交通问题也是造成剿匪困难的原因之一。邵希达回忆说:“我们的作战部队在前方,没有好走的路,后方补给部队很难将物资运进来。尤其时遇到下雨天,补给部队可以说是寸步难行。”


铜仁地区松桃县农会代表向剿匪部队送锦旗和慰问品


  因为地理位置特殊,加上土匪猖獗,导致运送物资的难度很大。


  “六七月份,我们还穿着棉袄。”


  邵希达所说的军装其实在一二月份的时候就发下来了,但是因为贵州交通不便,加上沿途土匪袭扰,导致夏季的军装根本送不到解放军手中。


  一边要保持军容军纪,一边是高温天气,所以当时的解放军就只能在棉衣上撕开一个小洞,把里面的棉花一点点拿出来,这样棉衣就变成了一件单衣。


  时过境迁,今天的贵州已经一改往日旧貌,交通建设成就令人瞩目。县县通高速公路、农村组组通硬化路,陆上和空中交通格局愈发完善,水运建设也激战正酣,贵州在西部的交通枢纽地位日益凸显,再也不是70年前的样子。“现在可不得了,到处都是高速路,还有飞机、高铁,去一趟北京两千多公里路,也就飞几个小时。”邵希达说,贵州解放以来,交通是发展得最好的,交通起来了,经济就跟着上来了,老百姓生活就好多了。


台江人民慰问剿匪部队


  定贵州,“枪杆子”换成“笔杆子”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剿匪结束后,邵希达在贵州成家,先后任贵阳警备区卫生科科长和后勤部副部长,直至离休。离休后邵希达在老年大学学习书法、诗词,将“枪杆子”换成了“笔杆子”,出版了记录着200余首自己创作的诗词集《军旅语音》,其中有的诗词还入选了《中国当代诗词艺术家大词典》。


  晚年的邵希达正如自己诗中所说:“敲诗自延龄,传统诚可贵,夕霞照晚明。” 他们这一代人为新贵州的建设谱写了壮丽诗篇,他们的名字,也将永远镌刻在贵州历史发展的征程上,永远闪亮!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回忆过往,邵希达唏嘘不已。谈起如今的贵州,93岁高龄的他仍不忘对年轻人殷殷嘱托:“今天的贵州较解放之初,可谓是翻天覆地。年轻人更要知道今天的好日子来之不易,更要努力奋斗,将贵州建设得更加美好!”


  策划/干江东 李中迪 闵捷

  文/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记者 谭支乐

  视频/杜延卿

  海报/王培

  (责任编辑:徐微微)